《指挥文化：1901-1940年美国陆军和德国武装部队的军官教育及其对二战的影响》，[德]约尔格·穆特著，张博译，新华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376页，78.00元
平庸的美国陆军
众所周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霸权，当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但他们在陆军方面可能就不那么有自信了。在战争中，美国海军通过对航母特混舰队的熟练运用，击败了强悍的日本海军，颠覆了大舰巨炮时代的海战模式；作为美国空军前身的陆军航空队则通过对德日轴心国的战略轰炸开创了空中战争的新纪元，也奠定了战后独立成军的基础。相比之下，美国陆军也达到历史上的巅峰时刻，但其战场成就相比两个兄弟军种略显逊色，尽管广泛参与了从太平洋战场到欧洲战场的两栖登陆作战和陆上作战，但美国陆军的战绩成色并不像海空军那么鲜亮，更与其盟友苏联陆军及对手德国陆军难以比肩。
诚然，1945年时的美国陆军达到了其建军以来的顶峰，规模超过八百万人，配备性能优良、数量充足的武器装备，部队组织严密，后勤保障完善，几乎用之不竭的补给物资，而且在大多数作战场景中都能得到海空力量的有效配合和强力支援。然而尽管拥有令伙伴和对手羡慕不已的优势，美国陆军的战场表现差强人意，鲜有凌厉的进攻和坚韧的防守，留给世人的观感是四平八稳，过于依赖火力、物质和技术优势，不擅长打逆风仗，几乎没有与苏德陆军相当的辉煌战绩，甚至常常依靠海空支援才免于灭顶之灾。在具备明显物质技术优势的情况下，美国陆军的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军官，尤其是中高级军官的指挥风格，他们大多数谨慎有余而魄力不足，缺乏积极主动的进攻精神，不敢于也不乐于冒险，战术和战役指挥水平相对平庸。
美国陆军军官的指挥风格与德国同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从美德两军最知名的将帅身上就可见一斑。公认的二战德军三大名将都在战役指挥上具有颇高的造诣，曼施坦因以无法复制的“镰刀”计划横扫西欧而名垂史册，古德里安作为德军装甲兵和闪击战的缔造者，指挥了战争史上最著名的几次装甲突击，而隆美尔在北非战场的千里转战在西方军界已然成为神话。知名度和地位与之相当的美国陆军名将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则更长于战略谋划而非前线指挥，当然还有以热血豪胆著称的巴顿，但人们更多记得他的火爆脾气和口吐芬芳，而不是他的指挥水平。巴顿之所以鹤立鸡群，恰恰在于他与大多数美军将领的迥然不同，更加反衬出美国陆军军官整体水平的不足。
来自德国的学术观察
一国军队军官团的指挥风格，或者说指挥文化的塑造，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其军官教育和选拔制度，特别是初级和中级军官的养成。在从军事教育的角度考察美德两国指挥文化的差异方面，德国历史学家约尔格·穆特的《指挥文化》一书提供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给出了颇具见地的结论。穆特早在孩提时代就与驻德美军有过密切接触，对美国陆军抱有浓厚兴趣并将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本书正是他在美国犹他大学求学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同时，作为德国人，穆特对本国的军事历史和军事文化也颇为熟悉，而且作为外国人，他也得以摆脱美军内部某些禁忌的束缚和个人情感的羁绊，而对其进行更为客观的考察，评价其利弊。正是基于这样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使得穆特在从事美德军事教育比较研究时拥有其他研究者难以比拟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本书的优秀品质奠定了基础，该书出版次年即获得2012年度“美国陆军历史基金会杰出写作奖”就足以证明。
《指挥文化》一书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陆军和德国陆军的初级和中级军官的教育培养和选拔为研究对象，在美德军事交流的背景下考察了两国四所军官学校：美国西点军校、美国莱文沃斯指挥与参谋学院、德国高级军官学校、德国战争学院，对美德军校的生源选择、教育方式、教学内容、校园管理、师资力量、师生关系、培养目标以及选拔程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并以1901年至1940年间的美德军校毕业生的教育和职业经历为参照，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个时间段选择的意义在于，二战美德陆军的各级军官——从基层尉官到高级将领——多数在这一时期接受了完整的军事教育并展开职业生涯。本书依托大量档案、书籍、书信、个人传记等历史资料，对美德两国初级军官的基础教育以及中级军官的职业晋升做了细致的描述，总结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以及优劣之处，从而得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来自封闭专制社会的德国军官接受了自由开放的军事教育，而来自自由民主社会的美国军官接受的却是保守过时的军事教育”，进而凸显出两国指挥文化的差异特征：美国陆军强调服从和统一而抑制了军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德国陆军更注重培养军官的领导力、创新意识和主动精神。
被误解的普鲁士风
美国陆军的历史与它所服务的国家一样年轻，而美国作为一个由欧洲移民创建的国家，其文化根源始终在大洋彼岸的旧大陆，其军事文化也不例外。美国陆军自建立以来深受欧洲军队传统影响，而德国陆军及其前身普鲁士陆军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特别是普鲁士赢得统一战争之后表现尤为显著，正如穆特在书中所言：“德国陆军……一直是美国陆军灵感和教育的源泉，甚至是榜样。”从独立战争时期到二战爆发前夕，美国与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都存在着持久的军事交流。
然而，一个国家的军事文化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本国的历史和传统之中，普鲁士风格的军事文化是由霍亨索伦王朝的专制体制和德意志军事贵族传统孕育的，而专制和贵族恰恰是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所摒弃的，因此美国人对德国军事文化出现误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往往只是模仿其表面的细节，而难以理解或者刻意忽视精神内核。美国内战名将谢里登就曾指出，在细节上而不是精神上模仿普鲁士的做法是错误的。
美国军人对德国军事文化的误解突出表现在两个最能代表德国军事文化的事物上：《战争论》和总参谋部。《战争论》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统一战争的元勋赫尔穆特·冯·毛奇元帅的推荐，然而《战争论》在德军内部的人气并不想外界想象得那样旺盛，原因在于该书晦涩难懂，作者克劳塞维茨虽然是一位思想深邃的理论家，却不是出色的作家，其手稿甚至被认为“无法翻译，不能阅读，只能研究”，而真正读懂这部巨著并学以致用的人凤毛麟角，老毛奇就是其中之一，而他的继承者们再无人达到他的高度。美国人接触到的是经过删节和精简的英文版本，却赋予其圣书般的地位，对克劳塞维茨思想的解读出现偏差和错谬也毫不奇怪。
总参谋部制度素来被认为是德国人最杰出的军事创举，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被世界各国所仿效，但美国陆军起初对此并不感冒，理由是联邦军队在没有总参谋部的情况下也赢得了内战！迟至1903年美国陆军才成立总参谋部，在模仿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基础上有所调整，但其效果在很多方面并不令人满意，直到1937年莱文沃斯指挥与参谋学院的教科书依然将德国总参谋部定义为“高度专业化的参谋班子”而已，显而易见，美国陆军未能深刻认识到德国总参谋部在战争策划与决策上的关键角色，而他们自己的总参谋部的效率在总体上逊色于德国的同类部门。
基于如上陈述所体现的误解，美国陆军在军事教育和军官选拔上，与德国制度存在巨大差异就不难理解了。
美式军官加工厂
没有任何一所美国军校能比西点陆军军官学校更适合作为考察美国军官教育的标本了，自1802年建校以来，西点军校在两个世纪里一直是美国培养初级军官的最主要院校。尽管在世界大战时期，西点毕业生在美国陆军军官团中的比例并不高，更多的是非科班出身的后备军官，但他们占据了大多数中高级指挥和参谋岗位。然而，这座久负盛名的军校在穆特笔下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军事教育机构。
西点军校的入学门槛并不高，它面向全社会招生，无论出身只需得到国会议员的提名并通过入学考核即可，对于很多报考者而言求学西点是无法承担高昂大学学费而获取免费教育的途径，而非出于对军人职业的向往。然而，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从军的年轻人，他们在西点接受的教育对职业生涯的价值颇为值得怀疑。
西点军校课堂，1929年。
穆特在书中指出了西点教育体制的几大弊端：首先，课程设置不合理，由于西点最初是一所培养工兵军官的学校，数学和工程相关科目占据了大部分课程，在1900年时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军事历史、步兵战术等军官必修课则处于次要地位，大量的体能训练和马术训练又挤占了有限的课时；其次，师资水平不高，存在严重的“近亲繁殖”，绝大多数是西点毕业生担任，长期拒绝民间专家授课，且教师选拔并不严格；再次，教学方式落后，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明显的隔阂，鲜少交流讨论，授课和学习方式多数情况下是强行灌输和死记硬背。然而，西点体制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校园欺凌，高年级学生对新生拥有绝对的权威，新生需要面对刁难、侮辱和体罚，这种行为被曲解为对“服从观念”和“领导能力”的培养，并且长期得不到纠正。西点的欺凌作风也影响到其他初级军校，比如就读于弗吉尼亚军校的马歇尔在新生阶段险些因为过度体罚而提前结束军人生涯。穆特的结论很简洁：西点军校培养不出袍泽之谊。
西点的弊端也延续到更高层次的军事院校，即莱文沃斯指挥与参谋学院。该校建立于1881年，旨在为那些在基层部队取得经验的初级军官提供专业培训，以适应更高的指挥职责和参谋业务，属于中级进阶教育和晋升途径。然而，莱文沃思学院与西点军校同样存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落后的问题，讲授的课程内容常常忽略了时代和装备技术的进步，而在某些专业课程上教师的能力甚至不及学生，在二战前关于机械化、航空、补给、情报等课程在莱文沃思学院的教学评价中普遍偏低，而这些正是军官们在未来战场上迫切需要的知识。莱文沃思学院最受诟病之处在于极端强调条令的重要性和“学校解决方案”的权威性，后者被视为应对战争中各种复杂情况的最优选择，限制了军官们的独立思考和应变能力。
不过，在美国军事教育体系中也存在一个反例，即本宁堡步兵学校，马歇尔在1927年至1932年担任该校副校长期间，对学校进行了“德国化”改革，培养军官敢于质疑、畅所欲言、必要时坚持己见的自由精神，他的改革得到前来交流的德国军官的协助，成效显著，受训军官对本宁堡步校的评价远高于西点军校和莱文沃思学院。
穆特对二战前美国军官教育体系的评价一针见血：“美国军官学院基本上将学员视为工厂产品而不是独立个人，他们被要求达到一定标准——一种极为过时的标准。”
德式领导者摇篮
德国式，更确切地说是普鲁士式的军官教育与美式军官教育从源头开始就截然不同。德国军校生通常来自那些“具备军官能力的阶层”，具体而言即高级官员、教授学者和贵族，这种能力也包括承担学费。平民出身的人也可以通过投身炮兵等技术兵种而获得军官身份。随着社会发展，平民阶层的德国军官比例逐渐升高，但直到二战前来自社会上层的军官在德国军队中依然占据高位。
德国陆军军官教育的起点要早于美军，那些来自“适合阶层”的男孩甚至在十岁时就被送入被称为“预科学校”的初级军校，接触严格的军事生活，同时接受评估和筛选，被认为具备领导潜质的学员会升入位于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真正开始军官生涯。相比免费的美国军官教育，德国人奉行的更像是一种精英教育模式，从源头开始就进行严格的选拔。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存在于等级观念强烈的德国，柏林高级军官学校里的氛围却是平等和相互尊重的。高贵的出身并不会赋予学员以特权，相反会成为鞭策他们努力奋进和约束行为的动力，因为担心落后于平民学员或表现出不符合军官身份的行为会让他们的家族蒙羞，也有负于效忠皇帝和国家的期望。一个事例足以说明：学员们虽然会被分配仆人处理内务，但他们被要求尊重这些仆人，因为这将反映出他们今后对待士兵的态度。高级军官学校还有一套道德评估等级，无视年级高低，根据模范行为和成绩优良评定，评级较高的学员有资格担任领导职务，并获得更高的军衔和更多的假期，即使低年级学员也可以因为评级高而指挥高年级学员。所有学员都被视为未来的军官而得到尊重，而西点新生则被贬低为“连男孩都不如”。因此，在柏林高级军官学校里几乎不存在欺凌现象。
德国军校的师生关系也远比美国军校更加和谐，简而言之，亦师亦友，学员甚至可以直接向校长反映情况。德国军校的课程设置与普通中学相近，或者更加先进，教学内容也与时俱进，使学员能够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和武器装备。相比西点军校充满技术色彩和学究气息的教育机制，德国高级军官学校更加注重学员的个人品格和领导能力的培养，他们被要求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力，以应对战争中的紧张和压力，在战场上要以身作则，勇于牺牲，与士兵同甘共苦，从军校开始就被教导靠前指挥的原则，尽管可能意味着死亡：在二战中德军阵亡将领超过两百位，而美军阵亡将领仅有约二十位。即使某些学科成绩不佳的学员，只要被认为具备领导能力就可以被允许毕业。德国高级军官军校的另一个特点是，学员毕业不会直接授予少尉或中尉军衔，而是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进入部队实习，通过考核才能授衔。
在中级进阶教育方面，有进取心的年轻中尉可以通过军区考试进入柏林战争学院进修，考试持续数日甚至一周，内容涉猎广泛，除了装备、战术、地形等基本军事知识，还包含经济和法律知识，同时日常表现和上级军官的评估也是重要参考，这促使他们在平时严于律己并孜孜不倦地学习，丰富知识储备，甚至还要教导年轻战友和士兵，这被认为是军官的基本素质之一。柏林战争学院的氛围同样与莱文沃思学院大相径庭，在这里学员和教员可以平等交流，而教员都是精挑细选、经验丰富的专家，比如隆美尔曾担任战术教官，而古德里安讲授摩托化运输。最为重要的是，柏林战争学院不存在所谓“学校解决方案”，教员的答案并非唯一准确，学员的作战方案也会被充分讨论，从而培养他们的主动性和决断力。
孰优孰劣
显而易见，经过穆特的比较研究，德国的军官教育体制较美国更为科学、合理，能够培养出富于领导能力和主动精神的军官，而美国军官教育更容易产生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军官。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军官素质优良的德国陆军实际上沦为了失败者，而教育体制弊端丛生的美军不仅赢得了战争，而且也涌现出诸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巴顿、李奇微等杰出将领。
对此，穆特给出的解释是，那些出众的美军将领早在进入军校之前，就已经在家庭教育中培养了成为优秀军人的坚定个性和能力品格，使他们能够熬过严苛而缺乏益处的军校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走出校门后也保持了强烈的求知欲，为自己的职业教育负责，通过大量阅读和思考提升自我修养，正如李奇微所言：“职业军官需要终身接受培训。”
至于德国军官团的失败，穆特将其归因于高级军官教育的不足，以及魏玛时代军队缩编导致的优秀人员流失和选拔机制的破坏——能入选“十万国防军”的军官不一定因为才能出众，也可能基于出身，而在纳粹党上台后陆军高层又屈从于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而宣示效忠。
而且，德国军界缺乏马歇尔式的战略家，德国人引以为豪的总参谋部制度在毛奇之后未能达到更高的高度，甚至在纳粹时代退化成美国人眼中的那种纯粹的专业化参谋机构，既不具备统筹策划决定性会战的能力，又处处受制于意识形态、派系纷争和元首的个人意志，在1941年改为由元首直接领导后更是沦为了希特勒在军队实施独裁的工具。在战争中后期不仅难以有效协助前线将领，甚至策划了一系列不现实的行动加速了德军的毁灭。可以说希特勒大权独揽下，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亲手导演了整个东线战局的崩溃。
总体而言，穆特在《指挥文化》一书中对美德陆军军官教育体系的对比和分析是颇为透彻的，结论也令人信服，但仍有某些方面值得商榷。如前文所述，一国的军事文化根植于本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军官教育体系的创立以及指挥风格的形成也必然受其影响。以校园欺凌为例，这种劣行在西点军校存在而在德国军校内罕见，笔者以为有其社会根源。美国社会崇尚自由民主，也导致国民等级观念淡薄，而军队恰恰是一个讲究等级的组织，因此西点军校对校园欺凌采取漠视态度，不排除有通过这种不恰当的方式向学员灌输等级观念的目的。与之相对，德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国家，年轻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成长，很容易接受等级观念，因此在进入军校后也无需重新培养。另一方面，军人职业在德国社会中备受尊崇，而对军校生的欺凌行为显然有悖于崇军尚武的社会价值观。
此外，《指挥文化》一书在考察美德军事教育时将重点置于军校本身，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笔者以为尚不全面，在研究军校教育的同时，如果结合两国陆军指挥官在战场的实际表现加以印证，会让论述更为充分，也使结论愈加扎实。当然，要进行这种考察就不能不考虑美德两国陆军各自面对的作战环境，毕竟当美国陆军加入二战时，德国陆军已经在战场上战斗了数年之久，而两国陆军的首次正面交手更是迟至1943年，显然那时的美国陆军还缺乏实战经验，而他们的德国对手更加老道，这种客观差距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诚然，军官素质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对于军队作战能力的高低优劣影响巨大。军官素质培养需要科学合理且符合时代需要的军事教育体制。虽然当今时代的战争形态和装备技术较二战时期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军官领导能力、创新能力和主动精神的要求始终不变。因此，穆特的《指挥文化》一书特别值得推荐给军事教育工作者和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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